击垮娟子的，除了病魔，还有病魔以外的东东。前者来势汹汹，恶煞凶神；后者不期而至，披着温柔的面纱。2007年1月，在被确诊为癌症半年之后，病榻上的原晓娟接到单位通知，称鉴于其身体原因，《时尚》集团不再与她续签劳动合同。此前，她与《时尚》一年一签的合同已于2006年11月到期，合同期满后，《时尚》给了她3个月的治疗期，并通知将相关手术（保险关系）转走。无法估量此事给晓娟内心造成的伤害。
　　
　　谁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重病加失业意味着什么。娟子好强，对劝她跟集团老总求情的同事说：“我不去求他”。
　　
　　“她一直渴望能重返心爱的工作单位，作为单位的一名中层，《时尚》对她这样绝情的做法，让她非常伤心。”娟子死后，丈夫项立刚披露说。
　　
　　接着是春节。屋漏偏遭连夜雨，春节一过，娟子就查出转移。她哭了，哭得很无助，精神被击垮。这一次，她委屈了自己：“……在去住院的前一晚，边流泪边给吴总写邮件，希望能延长一段保险。”对此，《时尚》似乎网开一面：“在娟子第二次手术时，我们得到通知，是可以延长的。
　　
　　这点《时尚》做的并不绝情。”“娟子未离职前，领导是来过约两次，并且一共给了5.5万元现金，从没有说明这是什么钱，我们最早认为是慰问金，是很高兴的，对《时尚》是很感谢的，后来我算出如果娟子合同不再续签，《时尚》应该支付的补偿就是大约5.5万元，心中再也高兴不起来。如果说些钱是医疗补助，那么对于娟子离职补偿一分未给，也未见人提。”就这样，以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形式，晓娟的劳动合同被资方单方面解除。
　　
　　为了二次手术和接下来的治疗，晓娟夫妇不得不卖了一套房子。病倒之后，接二连三的遭遇，让娟子深切地意识到“穷人和富人间的差距不过就是一场病”。
　　
　　3月5日，娟子写下了最后一篇《病床日记》（《肿瘤呼叫转移》），这成了她留给这个世界的绝笔：
　　
　　“我的忧伤也罢、疼痛也罢、紧张也罢、恐惧也罢，在结束化疗后的一个月呼叫而来，当一切疑虑确诊为癌细胞已经在我身上转移的时候，我反而变得冷静没有眼泪了。就像是明明已经看到了河边的柳树发出了春天的新芽，突然间大雪又要把我们带回比这个冬天任何时候都要寒冷的日子，但是天是那么湛蓝，冰冷的阳光只有隔着玻璃才有暖意。”
　　
　　“我的命运还在风雨中飘摇，上天不知道要给我怎样的痛才肯给我一线生机，此刻我的美食、美酒、花花世界都变得轻得要飘起来，我宁可这些东西都不曾属于过我。路边的残雪还未化尽，这个冬天最冷的两天的寒风吹得我有些木然，看着楼下草地上儿子昨天堆的小丑雪人，我对自己说：这一次坚强是我唯一的选择！”
　　
　　如此感性、痛彻心腑的文字，让人不忍卒读。短短半年的时间，在这个年轻女人的身上发生多少事，每一桩都强化着她与过去时尚生活的反差：胃癌、手术、失业、癌转移、二次手术……一个女人，不，一个人要多强大才能扛过这一切？
　　
　　晓娟终于没能扛过。4月18日，她走了，永远离开了她挚爱的时尚生活。

　　晓娟之死，是一个媒体事件，揭开了经济高增长期光鲜靓丽的都市时尚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残酷一面。这不仅是作为媒体的《时尚》的问题，也不是作为都市商业文化的时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暴露了转型期中国传媒事业的腐烂。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诸如“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杂志）等靠国家财政养活的机关报，绝大多数商业运作的媒体，都面临三种尴尬：其一，无论你有再高远、纯粹的新闻理想，面对党要打造、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从马列主义、毛思想，到邓理论、三个代表，从GDP主义到中国崛起），你就是“喉舌”；其二，通过传媒的发行、广告活动，在经济上立足之后，当你要向政府依法纳税的时候，你就是“企业”；其三，作为媒体，即使做纯企业活动，至少一部分分子总难完全蜕掉所谓的“新闻理想”，面对底层国民，总试图端起“启蒙”的架子，强努着做“社会公器”状。这本来没什么，而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无奈经过经济转型，在“党管媒体”的屋檐下，其作为“公器”的功能已极其有限，且无往不受制于上述之一、二。
　　
　　此次“原晓娟事件”中的《时尚》传媒集团，就是这种高风险“媒体”。《时尚先生》、《时尚伊人》、《时尚旅游》、《时尚健康》、《男人装》、《座驾》、《美食与美酒》……只需看一下这些《时尚》系媒体舰队的刊名，便知道其所张扬、传播的是怎样的时尚生活和生活理念了。
　　
　　时尚是一部分人的时尚，一部分人需要并高度依存包括《时尚》在内的商业包装，本无可厚非，所谓 “让一部分人先时尚起来”。但是，作为传播、弘扬这种“中产”价值的媒体理念本身，如果在本质上不是“时尚”精神的代名词的话，至少不应该相去太远。否则，“时尚”便过于惨白、虚脱，难以沉淀成当下流行文化的精粹来支撑一代都市商业精英的精神品质。
　　
　　国际接轨的高品质印刷、如假包换的巨星偶像封面、数以十万计的定制发行、源源不断的广告收入，这些现代传媒工业生产方式下的商业运作，如果其结果只是养肥了几个年薪数十万、上百万的老总、董事，而其内容生产者的编辑、记者却连维护一纸劳动合同、抵御一场疾病的经济能力都不具备的话，笔者只能说：这是不是大众传媒，是大众传媒的羞耻；这不是媒体，而是内容产业生产线，是内容产业劳动者的“血汗工厂”。
　　
　　 “血汗工厂”，作为所谓“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原罪”，在奉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早已绝迹，却在“初级阶段”的中国得以返祖、滋生，且越做越大，连被称为“社会公器”的公共媒体都成了其效颦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曾在他文中指出：“在所有我们从意识形态上诟病资本主义的领域，当今的世界已没有比中国更加‘资本主义’化的国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中国遍地开花的被称为“血汗工厂”的企业经营理念，近年来又多了新的践行者——中国本土传媒。从理论上说，近现代的传媒工业，作为向公民社会、民间传播文化新知、先进思想、价值理性的机构，与高等教育制度一样，本来是与上述“理念”格格不入的，甚至视其为公敌。但曾几何时，连大学都已集体转向，成了公开打出“教育产业化”口号的高等教育托拉斯，遑论媒体！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份寂寞的报刊杂志。于是乎，昔日的“无冕之王”成了身份卑微 “新闻民工”。
　　
　　中国第一电视传媒CCTV，可以投资500亿美金，在寸土寸金的CBD建设超豪华后现代风格的央视大厦，但却不能对其为千夫所指的、把职员分为三六九等的人事用工制度加以改革。所以，2005年，当北京新锐主流的代表性媒体《新京报》发表社评，呼吁《重视新闻从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的时候，在新闻界业内曾引起强烈反响，应者如云。但讽刺的是，正是这家报纸，却是首都媒体圈公认的“新闻民工”第一大户。
　　
　　原晓娟女士生前曾奉职，并为之鞠躬尽瘁的《时尚》集团，旗下拥有十数家时尚媒体，在CBD拥有高层智能大厦，仅《时尚先生》一家刊物的年广告收入就上亿，整个集团的年利润何止千万！但媒体的经营者，企业的高管，这些所谓的“红色资本家”们，却冷血到对一名为其拼死拼活、熬尽最后一滴油的“过劳模”女编辑，在罹患不治之症的情况下，终止劳动合同，断绝其工资收入的地步！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这种浮华迷幻的“时尚”表象，还是千百万其被它洗脑，在它所昭示的被称为“时尚”的生活方式下长大成人、自主“去政治化”的一代商业精英，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恰恰是反时尚的。反时尚的“时尚”一代，正成为包括《时尚》在内的病态的中国时尚的最大消费群。
　　
　　公平地看，《时尚》对原晓娟的处理，过于寡情，但却未必“违法”。所以，对诉讼的前途，笔者基本不抱乐观希望。但是，法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良法的出台以恶法的被唾弃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笔者深知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此案胜算渺茫，但仍然要举双手赞成原的丈夫项先生对《时尚》的诉讼。也许，诉讼的意义就在于让财大气粗的《时尚》说出其“合法性”来，从而让这种吃人的“合法性”彻底地暴露在阳光下。
　　
　　非如此，转型期中国媒体“血汗工厂”的黑暗现实之冰山一角，便无法浮出水面，原晓娟式的悲剧便没有终结的一天。